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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十二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反腐败斗争从未停歇******

　　去年三十二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专家认为

　　反腐败斗争从未停脚歇步

　　本报记者陈磊

　　2022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了2022年最后一条执纪审查信息，主角是黑龙江省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康晓峰，退休9个月后落马。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发布的信息梳理，包括康晓峰在内，该栏目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58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的执纪审查信息，其中，中管干部32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137人，省管干部410多人，人数均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之最。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数据昭示，党中央一直保持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坚决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专家认为，2022年正值党的二十大召开，数据还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为未来5年的反腐败工作开局奠定基础，我国将继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个别领导干部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错误观念。

　　持续打“虎”拍“蝇”

　　久久为功推动下去

　　康晓峰是黑龙江鹤岗本地人，19岁参加工作，经过20年的努力，升任鹤岗市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又经过多个领导岗位的锻炼，于2016年12月担任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2022年3月，康晓峰到龄退休，年底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成为年度最后一名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

　　2022年1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2022年首个被点名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原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傅希。

　　傅希出生于1975年7月，云南昆明人，曾任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务，2019年9月开始担任西双版纳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3月，在《云南省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中，昆明市长腰山过度开发、铭真高尔夫球场违规建设，严重破坏滇池生态系统完整性问题，涉及云南省管干部22人，其中包括时任昆明市晋宁区委书记的傅希。

　　2022年9月，傅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信息称：傅希背弃初心使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转移、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无视党纪国法，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等。2022年11月，傅希涉嫌受贿罪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显示，2022年，总计有410多名省管干部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

　　2022年首个被点名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张永泽，时间是当年1月8日。2022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信息，张永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包括张永泽在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点名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32人，数量为党的十九大以来之最(2018年23人，2019年20人，2020年18人，2021年25人)。

　　此外，2022年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总计有137人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

　　这意味着，整个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发布580多名领导干部执纪审查信息。

　　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看来，2022年，党中央坚持以严的主基调持续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保持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数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宋伟觉得，根据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反腐败从未停脚歇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

　　“2022年正值党的二十大召开，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反腐败，用事实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把反腐败看作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为未来5年的反腐败工作奠定基础，久久为功推动下去，个别领导干部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错误观念。”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彭新林认为，未来5年，党的自我革命决不会停一停、歇一歇，将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继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以勇于自我革命赢得历史主动。

　　运用专项整治方式

　　清除各领域“蛀虫”

　　2022年12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局长张务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张务锋，山东莱芜人，“60后”中管干部，曾任山东省临沂市市长、山东省副省长等职务，2018年3月出任新组建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6月，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双开”通报称：张务锋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违规提拔调动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规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纪法意识淡漠，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银行贷款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梳理发现，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执纪审查粮食系统领导干部11人，例如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徐宝义、重庆粮食集团原董事长胡君烈等。

　　2022年1月发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称，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其中包括，“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

　　庄德水认为，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的情况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守好国家和人民的“粮袋子”，具有重大政治战略意义。因此，必须推进粮食购销领域反腐败工作，通过反腐败清除粮食购销领域的“蛀虫”。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专项整治是2022年反腐败的工作重点，上述数据也体现了专项整治的成果。

　　在庄德水看来，这也正是2022年反腐败的一个特点，即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运用专项整治方式，以点带面推动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其他反腐败重点领域还包括对年轻干部从严教育管理监督。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等。

　　“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也是2022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梳理发现，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银监系统干部50人；此外，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范一飞，也相继被执纪审查。

　　宋伟表示，2022年的反腐败工作，精准化水平不断提升，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腐败问题的整治和查处更加明确，对腐败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反腐败的治理成效得到了全面提高。

　　据彭新林观察，2022年反腐败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用“全周期管理”方式系统推进。即把治理腐败当作一个整体，不仅注重惩治威慑，也做好制约监督、教育引导，将查办案件、加强教育、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为一体，系统施治、标本兼治。

　　“过去一年反腐败斗争锋芒所指还包括严查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如孙力军政治团伙案，就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混杂、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的最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之一。”彭新林说。

　　相关规定陆续出台

　　制度保障标本兼治

　　2022年12月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的6起享乐奢靡典型问题，广西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思敏被点名。

　　通报称，2017年至2022年，李思敏先后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在公司食堂的“一桌餐”及在高档酒店组织的宴请；与家人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旅游安排；收受私营企业主送给的高尔夫球杆，先后多次接受打高尔夫球活动安排；先后多次因私使用广西科技大学公务车辆。

　　2022年6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李思敏被执纪审查。一个半月后，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记者统计显示，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点名通报高校领域省管干部20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深化中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中管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定位、职责权限，突出政治监督，强化纪律检查职责、赋予监察权。

　　庄德水认为，这意味着，2022年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朝着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又迈出一步，随着中管高校、省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释放了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信号。

　　2022年1月1日，监察官法开始实施。

　　“监察官法的意义在于，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保障监察官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监察官合法权益，推进高素质专业化监察官队伍建设，推进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赋予监察官法律地位，使监察官的权责得以明确。”庄德水说。

　　此外，2022年1月，《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印发，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体制、产生运行、任务职责、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范；同年2月，《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印发，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年9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印发，为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等。

　　在彭新林看来，2022年，一系列反腐败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的出台，为完善反腐败规范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实现反腐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持。

　　宋伟认为，目前，我国反腐败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反腐败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履行职责的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并且不断将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推进反腐败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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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中新社陈溯/摄

　　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