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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特战队员正在进行捕歼战斗演练。图为特战队员沿河堤快速追击。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得了

　　今年年初，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执勤六中队驻地附近突发山林大火。趁着风势，过火面积迅速扩大。山林植被茂密，火势不断蔓延，形势十分紧急。

　　“队长，让我上吧！”二级上士孔令杰主动请缨，带领几名战友，拿着镰刀和扑火工具，奔向失火现场。

　　山势陡峭，风向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困在火中。孔令杰带领大家顶着呛鼻的浓烟，成功开出了一条隔离带，控制住了火势。但这一仗，也在孔令杰和战友们的身上留下了一块块特殊的印记。

　　在支队访谈教育课上，孔令杰作为受邀嘉宾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了大家。

　　“我没想到，这个当初让我‘拼了命’想要逃离的大山，现在却成了我愿意用生命守护的地方。”授课现场，战友们的思绪随着孔令杰的讲述，一起回到了9年前。

　　执勤六中队营区地处湖南和广西两省交界处，群山环抱、密林丛生，不但距离市区远，而且大多是山间小路，曲折环绕、崎岖不平。

　　新兵下队，刚坐上驶向营区的大巴车，孔令杰就有些后悔。从市区出发，车越走越远，路越走越偏。抵达中队时已是深夜，看见营门口灯光下戒备森严的哨兵，孔令杰突然觉得“像只小鸟被装进笼子”。

　　面对无尽的大山和陌生的环境，孔令杰一时难以适应，丝毫没有了入伍前的豪情壮志。

　　孔令杰的转变，源自他的班长、一级上士胡灵。

　　那天，胡灵带着孔令杰来到巡逻区，在离中队最远的一个哨位前停下脚步。“这个哨位被战友们称为‘苗山红哨’，它距离山下一共有303级台阶，是中队最艰苦的一个哨位。这个哨位上站的全是党员，从没有发生过一次意外！”胡灵给孔令杰讲完哨位的故事，语重心长地说：“历代官兵用心守护的库区，现在传承到了我们手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守好？”

　　接着，胡灵又将自己一路成长的故事讲给孔令杰，让他深受触动。

　　胡灵新兵刚下队时，中队环境较差，做饭主要靠烧柴。于是，完成巡逻任务之余，官兵们还多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上山砍柴，然后背回中队晒干劈好、堆放整齐，保障大家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大山里落后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繁华的景象显得格格不入，但胡灵牢牢记住指导员讲的一句话：“正是因为有了山这边的安全，才有了山那头的万家灯火！”

　　怎样的军旅才算精彩？是风平浪静一路顺风顺水，还是历经风雨收获成长？那天回来，回味着班长讲的故事，咀嚼着班长说的每一句话，孔令杰的心中有了答案：“既然来到这里，那就要成为这里光荣的一份子！”

　　“面对日复一日的巡逻工作，你有想过换岗工作吗？”“在大山里夜间巡逻时，你害怕吗？”“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随着访谈的深入，台上台下交流得越来越热烈。

　　“思想教育是围绕人做工作的，一堂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能直抵心灵，引人共鸣。”在现场观摩的一位支队领导有感而发。

　　从“想让官兵知道”到“官兵想知道”，一字之变反映的是教育理念的变化。一堂课只有听者想追问，才会有亮点，才能紧紧抓住官兵的心。

　　孔令杰和战友们每两个小时就要围绕库区进行一次巡逻，每天24小时不间断。当平凡的工作被具象后，在场的许多战友都向孔令杰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得了。现场的官兵普遍反映：“这样的身边人接地气，这样的身边事摸得着，我们喜欢听，也喜欢学！”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融安中队政治指导员赵浩钧（中）和新兵谈心。

　　有血有肉的教育课，更能打动兵心

　　访谈教育课上，让官兵印象深刻的不只有孔令杰，还有特战中队指导员张毅文。他的一番深情讲述，将教育课推向高潮。

　　仲夏时节，热浪滚滚。密林之中，武警广西总队第二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张毅文带领官兵一次又一次冲击着自己的极限。

　　10公里武装奔袭，特战队员们要负重30公斤。此前，他们已经连续进行了5天的高强度训练，大家双腿如灌了铅似的，每迈一步都那么难熬。加上那几天持续高温，不少特战队员身体都出现不适现象。

　　说起当时的情景，特战队员全智尧的表现让张毅文记忆犹新。由于个头比较矮小，很多课目对他来说比较吃力，在转移模拟人时，全智尧的手不慎受伤，鲜血直流。

　　考虑到武装奔袭后，全智尧还要进行狙击课目比武，张毅文便想帮他拿枪，没想到遭到了全智尧的拒绝：“如果一名狙击手连自己手中的武器都拿不稳，那他将没有存在的意义！”

　　全智尧的话给了张毅文很大鼓舞和触动。张毅文在队伍前后来回奔跑，将全智尧这句话传递给每一位官兵。

　　“只有在训练场上多流汗，才能在战场少流血，多胜算！”配合着情景剧，张毅文向战友们讲述着他带领中队官兵不断追梦、圆梦的故事。一个个血性突击的故事，如响鼓重锤，在官兵心头回响。

　　访谈教育课上，被邀请的先进典型都和张毅文一样，来自基层一线。他们中，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受伤群众的英雄，也有奋战抗洪清淤一线的党员代表，还有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普通一兵……

　　“对于官兵而言，一个个‘张毅文’就是一面面打赢旗帜，引领着官兵吹响战斗的号角。”该支队领导说，坚定官兵信仰，教育官兵心向战场，是访谈教育课的初衷。事实证明，有血有肉的教育课，更能打动兵心。

　　狙击手杜金浩入伍前，特别爱看影片《红海行动》，他的梦想就是成为像电影中顾顺一样又酷又飒的狙击手。

　　去年，杜金浩在特战选拔中脱颖而出，如愿成为一名特战狙击手。他说：“相比于电影里的艺术塑造，我现在的目标更明确了——要像张毅文指导员那样，勇敢追梦！”

　　“讲故事，胜于讲道理。只有不断拉近听者与讲者之间的距离，想方设法吸引官兵‘流量’，才能让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该支队领导说，从“一人唱好一台戏”到“众人共烹一桌席”，近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呈现形式，创新推进战斗现场话战斗、身教示范教品行、多人共授一堂课等教育模式。

　　唱响教育主旋律，呼唤更多新创举

　　现场观摩这堂访谈式教育课后，该支队警勤中队指导员黄宇立最大的感受是：“教育创新要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大胆变革、推陈出新，既要注重外在形式，又不能偏离塑造正确价值观的主线。否则，只会陷入模式化、概念化。”

　　曾几何时，黄宇立一度苦恼该如何提高教育质量，让授课效果更好。每次备课，他都挑灯夜战，到处搜集素材和资料，可最终还是收效甚微——

　　台下官兵不是“你滔滔不绝，我没有感觉”，就是“你有你的大道理，我有我的小确幸”，或者“讲得挺有道理，但和我的实际生活还有距离”……

　　受访谈式教育的启发，前不久，在一堂有关“如何预防手机失泄密”的教育课上，黄宇立另辟蹊径。为增强课堂的互动性，他邀请一级上士陈龙生为大家演示手机失泄密场景。

　　陈龙生曾连续两年获得总队通信专业比武第一名。在演示和互动环节，他通过电脑向一部手机发送了一个被伪装成游戏链接的木马程序。随后，这部手机上几乎所有的信息便在电脑上一览无余。官兵们惊叹之余，纷纷感慨：“以前，这种情节只听别人讲过，还真没亲眼见过，原来手机失泄密离我们真不远！”

　　小张作为中队文书，需要经常统计许多信息。为了图便利，他曾想出一个“妙招”，在微信里发布通知后，很快再选择“撤回”，他认为这样既能快速下发通知，又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一举两得。

　　“幸好自己当时没有这么做！想想真是后怕！”课后谈论环节，小张心有余悸，不但及时检讨反思了自己的错误想法，还和大家讲述了正确使用微信、依法严守保密规定的重要性。

　　思维一变天地宽，丰富的授课方式能大大提高课堂的活跃度。该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侃认为，在这个知识大爆炸、观念大融合、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教育不再只是一堂课，而是一个“生态圈”，既要做到与时俱进，又不能出现本末倒置，既要做到“百花齐放”，又不可过于“标新立异”。

　　不久前，红瑶族历史上第一位女企业家陈英花，身穿瑶族盛装，将自己亲手绣的党旗送到了融水中队。与她一起同行的还有10多名瑶族群众，她们都是历届“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让新兵了解驻地文化和乡土人情，激发官兵献身岗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融水中队指导员林远峰以党日活动的形式开展了一次访谈教育课。课上，林远峰特地邀请了当地苗族芦笙队队员和红瑶群众一起来到中队，和官兵面对面交流。

　　过去，由于祖祖辈辈奉行“狗不耕田，女不读书”的陋习，一代代红瑶女孩被隔绝在深山之中。为了让更多红瑶女孩学到知识，该支队一茬茬官兵自发捐款建起“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30多年来，近600名红瑶女孩从学校毕业，走向外面的世界。

　　“因为有了‘红瑶春蕾女童班’，我才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才有了走出大山的动力，有了创业的勇气。”陈英花和在场官兵谈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听着陈英花的创业故事，官兵们对“红瑶春蕾女童班”的理解更加深刻，“我们的一点爱心，可能会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上等兵杨宏来自云南大理，从参与驻地扶贫活动到见证驻地村庄发展变化，他深有感触地说：“这里和我的家乡一样，都在大山之中，没有什么能比看着自己‘家乡’的变化更让人振奋，我会更加努力守护驻地的安宁！”

　　从教育方式创新到教育理念革新，从优质课程打造到人才队伍建设，该支队以访谈式教育课为契机，逐步打开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子，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溢出效应”。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开展访谈式教育课，特战中队指导员张毅文作为访谈嘉宾，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奋斗故事。

　　好教育当念“真字诀”

　　■王 旭

　　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集训以来，各级加紧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断深耕新作，推进重构重塑。举凡各种创新之变、破立之举，莫过于念好一个“真字诀”。

　　真对接官兵。搞教育不是搞“空中楼阁”，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在教育“供给侧”上，要牢牢地让“供给端”精准对接“需求端”，守正创新使教育直抵官兵心灵。反观我们现在，一些单位领导嘴上喊着教育革新，但干的仍然是单向度“输出”的工作，没有针对性，也不讲因地制宜，一些标新立异、大道理朗朗上口而战士并不喜欢听的课被推为样板，让教育陷入一潭死水。

　　真发动官兵。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根本在于铸魂育人，关键在于发动好官兵。在教育中，不妨改“一言堂”为“众筹式”，一方面坚持领导带头，发动各级各岗位助力，另一方面把受教育者纳入教育“链路”，让他们真评教，甚至反哺教育资源库，真正形成“大教育圈”，让教学相长、人人受益。

　　真转变形式。哲学上，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争执永无止境，但在教育上，好的教育方式方法与好的教育内容同样重要，永远都是好课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代发展变迁，网生代官兵渐成主流，如果不能通过好的载体、形式、方法，第一时间撬动他们的心灵，就很难让教育课入脑入心。只有不断总结创新方式方法，适应新的形势任务、新的部队实际，不断改进教育形式，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走深走实。

　　（余海洋、张亚博摄）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