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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意学者：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中国方案”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中新网北京1月5日电 题：意学者：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中国方案”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记者 陈彩霞 孟湘君 2022年，世界局势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国际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势力不断抬头，2023年世界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新局？中国又如何以自身行动，继续担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意大利洛伦佐·梅迪奇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法比奥·马西莫·帕兰迪近日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表示，2023年影响全球局势的变量众多，如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等因素，而多边主义的缺失，是影响整个国际关系走势最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将以务实态度倡导各方平等对话，着眼于弥补全球治理缺失等问题。 “乌克兰危机是更大冲突的缩影” 当前，乌克兰危机仍在继续，和平谈判曙光难现。帕兰迪认为，乌克兰危机不是局部危机，而是俄罗斯与美国、北约等国之间更大冲突中的一部分。其根源是美国挑起的地缘政治对抗，背后目的，在于美国企图维护其全球霸主的单极国际秩序。 帕兰迪指出，当前，西方正在以“非常激进的”方式援助乌克兰，且没有公开任何合理和明确的未来路线图，更不会真诚地去寻求解决方案。因此，短时间看不到乌克兰危机结束的趋势。这场冲突，下个月不会结束，可能甚至2023年内，都难以结束。 虽然土耳其、中国等负责任的第三方国家，试图从中斡旋帮助解决这场危机，但能对局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直接对垒的俄乌双方。 “西方孤立于世界一体化进程之外” 当前，欧洲和美国并未践行多边主义，拒绝俄罗斯的融入，导致全球治理存在缺陷，帕兰迪强调，美国无异于是在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 帕兰迪强调，在强大的西方体系之外，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增加相互依存度，并希望找到打破冷战思维的方法。但事实上，西方正采取孤立的方式发展。因此，环顾当今世界，帕兰迪指出，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孤立的西方，以及一体化程度加深的亚洲。 亚洲国家之间正不断呈现新的相互依存度和一体化进程，中印俄以一致对外、可持续的方式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联系。如，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亚洲国家与拉丁美洲、非洲积极互动举行会谈。近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面也是如此，充分说明这种西方之外的一体化进程在转变和发展，而西方正在将自己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一体化进程之外。 “美国要首先摆脱对华冷战心态” 谈及大国关系发展趋势，帕兰迪认为，如果以华盛顿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改变自己的(冷战)思维和外交政策，支持各国相互尊重、相互依存，根据新的世界力量平衡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像中美关系这种重要大国关系中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他指出，一方面，中国正在以一种积极的、意义重大的方式努力，以促进多边主义、各国相互尊重和实体经济合作。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却采用几近对抗、保护主义和滥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对待中国等国。因此，如果美国不能首先出发，摆脱这种冷战心态和封锁逻辑，中美关系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中国外交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先后会见德国、古巴、蒙古等国领导人，随后出席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两大峰会，并出席首届中海峰会，取得丰硕外交成果。 帕兰迪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和信号，显示出中国想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想法和意愿，证明了中国正为践行多边主义而努力，不会歧视任何国家，正在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这些外交努力并不掺杂任何负面因素，主要是增进相互理解，从相互尊重出发，着眼于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各国发展差距和全球治理缺失等，这是中方的重要目标。 帕兰迪强调，2023年，如果中国能顺利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它将继续为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加强欧亚一体化做出努力，并再次为世界实体经济复苏与发展做出贡献。 帕兰迪认为，中国一直秉持务实态度，倡导与世界各国展开平等对话，帮助各国解决发展差距问题。中国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很多认同，世界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时采用的“中国方案”。帕兰迪相信，这是帮助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关系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唯一途径”。(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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