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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450万元！富德产险遭原总经理起诉 此前高层罕见集体被免职******

　　中新经纬2月3日电 (李自曼 魏薇) 1月30日，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富德产险)发布了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据报告显示，在未决的重大诉讼中，有一起诉讼方为罗桂友的劳动人事争议，诉讼标的金额、估计损失金额均为450.25万元。

　　罗桂友曾任富德产险总经理。2022年6月，富德产险发布公告称，免去龚志洁富德产险董事、董事长职务，免去罗桂友富德产险董事、总经理的职务。彼时，将帅同时被免的消息震动业内。

　　对于上述劳动人事争议、公司将帅同时被免的具体原因以及其他业务经营方面的问题，中新经纬联系富德产险。富德产险表示，由于公司目前一些安排暂未确定，暂时无法接受采访。

　　450万或系2倍赔偿

　　董事长、总经理、总精算师皆空缺

　　2022年6月21日，富德产险连发3则重大事项临时信息披露，决定免去龚志洁董事、 董事长职务，免去罗桂友董事、总经理职务。

　　将帅同期被免职的情况在保险行业并不多见。公开资料显示，罗桂友自2015年6月担任富德产险董事、总经理，在富德产险任职已有7年。

　　据富德产险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在未决的重大诉讼一项中，有一起诉讼方为罗桂友的劳动人事争议，诉讼标的金额、估计损失金额均为450.25万元。

　　450多万的赔偿金如何得来？是否合理？

　　北京升才律师事务所律师闫晓玲对中新经纬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劳动者出现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等情形，单位可以单方辞退劳动者并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除第三十九条之外的情形，除非是劳动者自愿申请离职，单位无论是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还是提前30日通知或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都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闫晓玲表示，如果单位没有按照上述事实或程序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向劳动者支付2倍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本案中被辞退员工属于高管，若在公司任职7年，薪资比较高的话，计算补偿金或赔偿金及其他损失，金额计算虽达450万，但能否得到支持则需要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看劳动者、单位是否存在上述过失的法定情形，以及损失证据是否充分，具体结果有待裁决。

　　有业内消息称，2022年6月，富德产险实际免职了三位高管，除了龚志洁和罗桂友，富德产险原副总经理、精算负责人朱君平也在被免职之列。三位高管被免职的背后原因或系踩雷信用保险业务。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富德产险在2018年7月至2020年5月，开展银河国际融资性保证险业务时存在未严格执行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费率情况，涉及保费金额1573.73万元，朱君平是对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对于上述情况，中新经纬向富德产险核实。富德产险表示，由于公司目前一些安排暂未确定，暂时无法接受采访。

　　在多名高管被免职后，富德产险于2022年6月召开股东大会，并明确了公司临时负责人为李春彦。不过根据富德产险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李春彦已不在其披露的高管信息之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精算师皆为空缺状态，董事、监事一栏各三人。

　　连年亏损，信保业务遗患待解

　　人事变动的背后，富德产险经营业绩并不乐观。

　　根据富德产险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2022年4个季度，富德产险累计实现保险业收入11.03亿元，同比下降56.12%；净利润亏损约2亿元，较去年同期亏损扩大约1.76亿元；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359.86%，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366.12%；本年度综合成本率达到131.43%。

　　公开资料显示，富德产险成立于2012年5月，注册资本为35亿元。从业绩表现来看，该公司长时间处于亏损状态，成立以来仅2015年、2017年实现净利润为正，其余年份皆为亏损状态。近五年，2018年至2022年，富德产险累计亏损约12.56亿元。

　　从业务发展看，2015年，富德产险着力发展信用保证保险，使得这一险种迅速跻身该公司第二大险种。此后，该公司保费规模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持续增长。随着信用保证保险风险暴露，富德产险业绩开始下滑。

　　2019年，富德产险保证保险保费收入规模缩减至0.56亿元，退居为该公司第四大险种，承保亏损6.39亿元，成为富德产险亏损最严重的险种并招致一系列投诉。2019年也成为目前富德产险亏损最为严重的年份，净利润为-6.68亿元。

　　天眼查平台显示，截至2月3日发稿前，富德产险保证保险的合同纠纷案件多达2418件，成为该公司被投诉最多的险种。

　　截至目前，富德产险多款保证险已被停售，但其历史遗留问题仍待解决。

　　富德产险在其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提到公司现阶段可能面临的风险时指出，保险风险方面，主要是存量信保业务和延保业务的保险责任。

　　(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