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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子女及“示儿”诗考******

　　作者：汤江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陆游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也被称为“中兴之冠”。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屈辱激发了陆游强烈的爱国之情，使他成为了中国诗史上继屈原、杜甫之后最有影响的爱国诗人。其《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是他的绝笔诗，也是他知名度最高的作品；无限的哀怨与凄凉，凝聚在短短的二十八字中，千百年来拨动着读者的心弦。陆游子女众多，其诗集中“示儿”类作品极为丰富，成就不俗，但因为多种原因，学界往往仅注意了其中的少数作品，故本文试图对其子女及“示儿”诗创作情况略作探考。

　　陆游子女情况新考

　　于北山《陆游年谱》、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均引《山阴陆氏族谱》载陆游共有七子：

　　长子子虡、次子（仲子）子龙、三子子修（子惔）、四子子坦、五子子约、六子子布、七子（幼子）子遹（子聿）。其生平简历如下：

　　子虡，字伯业，小字彭安。行五。生于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卒于嘉定十五年（1222），享年75岁。累官至知江州。子龙，字叔夜，小字恩哥。行六。生于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卒于端平三年（1236）三月，享年87岁。历仕武康尉、吉州司理、东阳令等。子修，原名子惔，小字秀哥。行七。生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卒于绍定元年（1228）六月，享年68岁（汤按：以生卒年推之当为68，族谱作78）。官至知江宁军事。子坦，字文广，小字行哥。行八。生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卒于宝庆丁亥三年（1227）（汤按：族谱作卒于嘉定丁亥，但嘉定实无丁亥，故改为宝庆），享年72岁。历仕荆门、归州佥判、知安丰军等。子约，字文清。行十。生于乾道二年（1166）正月，卒于绍熙元年（1190），享年25岁。官知辰州军。子布，字思远，小字英孙。生于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卒于淳祐十二年（1252），享年79岁。官至淮南东路提刑。子遹，亦作子聿、子[见下图]，字怀祖。小名亦作建。行十五。生于淳熙五年（1178），卒于淳祐十年（1250），享年73岁。

陆游子女及“示儿”诗考

　　据陆游《入蜀记》卷一载：“七日，……终日大雨不止。招姜医视家人及綯。”“九日，晴而风。……托周尉招医郑端诚，为统、綯诊脉，皆病暑也。”“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溪馆。夜月如昼，与家人步月驿外。綯始小愈。”又卷二载：“二日，见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数年前颇盛。携统游东园。”又卷四载：“二十六日，与统、纾同游头陀寺。”可知有子统、綯、纾等三人同行，但未见载《山阴陆氏族谱》。

　　《入蜀记》作于乾道六年（1170）赴蜀途中，陆游时年46岁，携家同行。长子子虡23岁、次子子龙21岁、三子子修20岁、四子子坦15岁、五子子约5岁，六子、七子尚未出生。《入蜀记》中所称“统”，钱仲联认为即子虡之小名，见《剑南诗稿校注》卷一《统分稻晚归二首》解题。又《剑南诗稿校注》卷一《喜小儿辈到行在》：“阿纲学书蚓满幅，阿绘学语莺啭木。”钱仲联考此诗作之时与诸子之年岁，谓阿纲当为三子子修之小名，阿绘当为四子子坦之小名。今据此考之，陆游入蜀途中，五子子约年仅5岁，尚不合适偕同登山览景、访寺读碑，故推测纾当为次子子龙之小名。子约年幼，不妨与家人于客驿外散步赏月，故推测綯或当为子约之小名。

　　据现存文献，尚可考知陆游当生有多位女儿，至少二女以上。

　　《剑南诗稿》卷二《十二月一日二首》（其二）有云：“儿书春日牓，女翦上元灯。”此诗乃乾道三年十二月作于山阴，陆游时年43岁，子虡20岁，五子子约2岁。又《剑南诗稿》卷十三《蔬园杂咏五首》（其四）：“昏昏雾雨暗衡茅，儿女随宜治酒肴。”此诗乃淳熙八年十月作于山阴，陆游时年57岁，子虡34岁，子遹4岁。又《剑南诗稿》卷十九《屡雪二麦可望喜而作歌》：“大妇下机废晨织，小姑佐庖忘晚妆。”此诗乃淳熙十四年冬作于严州，陆游时年63岁，子虡40岁，子遹10岁。三诗所言“翦灯”女，“治酒肴”女，“佐庖”小姑，当为实写，并非虚笔。

　　据《渭南文集》卷十三《上虞丞相书》：“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峡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数，距受代不数月，行李萧然，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日禄不继，则无策矣。儿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此书作于乾道八年，陆游48岁，长子子虡25岁。书言“儿年三十，女二十”乃为约数，然据此可知陆游长女较长子约小十岁左右，当生于绍兴二十七年前后，其生平不详。

　　此外可考，陆游尝有一幼女早夭。《渭南文集》卷三十三《山阴陆氏女女墓铭》，乃陆游为幼女所作墓铭。此女初名闰娘，又更名定娘，“以其在诸儿中最稚，爱怜之，谓之女女而不名。”此女生于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卒于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其生年较幼子子遹，尚晚生八岁，时陆游62岁在严州任上。

　　陆游以“示儿”为题诗作及同类相近作品计量分析

　　陆游《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最为世人熟悉，其实陆游诗集中共有《示儿》同题诗6首，另5首为：《示儿》（舍东已种百本桑）、《示儿》（斥逐襆被归）、《示儿》（文能换骨余无法）、《示儿》（得道如良贾）、《示儿》（闻义贵能徙）。除此之外，陆游集中诗题标示出“示儿”的诗作及同类相近作品，俯拾即是，让人印象深刻。

　　今初步统计，《剑南诗稿》中有以“示儿子”“××××示儿子”“××××示子”为题者11首：《示儿子》（父子扶携返故乡）、《示儿子》（禄食无功我自知）、《秋晴每至园中辄抵暮戏示儿子》《复窃祠禄示儿子》《秋夜读书示儿子》《六经示儿子》《雨闷示儿子》《读经示儿子》《园中晚饭示儿子》《甲寅元日予七十矣酒间作短歌示子》《五更读书示子》；以“示儿辈”“××××示儿辈”为题者8首：《示儿辈》《病稍平示儿辈》《秋夜示儿辈》《北斋书志示儿辈》《思归示儿辈》《啜茶示儿辈》《即事示儿辈》《病中示儿辈》；以“示子孙”“示儿孙辈”“示诸孙”“××××示儿孙”“××××示子孙”为题者8首：《示子孙》（累叶为儒业不隳）、《示子孙二首》《示儿孙辈》《示诸孙》《感事示儿孙》《书意示子孙》；以“与儿子”“与儿辈”“小儿辈”“与儿孙”等为题者9首：《夜与儿子出门闲步》《南堂与儿辈夜坐》《与儿子至东村遇父老共语因作小诗》《与儿辈泛舟游西湖一日间晴阴屡易》《与儿辈小集》《喜小儿辈到行在》《睡觉闻儿子读书》《与儿孙小饮》《与儿孙同舟泛湖至西山旁憩酒家遂游任氏茅庵而归》。上述诗题皆泛言示儿孙，具体儿孙对象未明言，共41首。

　　其分别与诸子的诗作甚多，大略情况如下：与长子子虡者24题25首，与次子子龙者3题4首，与三子子修者1首，与四子子坦者9首，与五子子约者未见，与六子子布者5题7首，与七子（幼子）子遹（子聿）者57题66首。分别与诸孙的诗作：与元礼1首，与元用1首，与元敏3首。（按：为免复计，凡诗题与多人相关者，仅计题中第一人。如《寄子虡兼示子遹》，仅计为与子虡者。）上述与七子三孙的诗作共117首。

　　据上统计，仅以诗题而言，陆游“示儿”类诗作共158首。除此之外，虽诗题未标明“示儿”，而诗中咏及儿女子孙者亦颇多，据本人粗略统计尚有140首以上。故总体而言陆游以“示儿”为题的诗作及同类相近作品总数在300首以上。为论述方便，本文将其统称为“示儿”诗。

　　陆游“示儿”诗竟多至300首以上，如果放在《剑南诗稿》中来看，今传85卷本共收诗9144首，“示儿”诗约占3.2％，似乎相对数量并不算很高，但从绝对数量来说，在古今诗人同类作品中，实罕见其匹。

　　陆游“示儿”诗创作、选编及得失略论

　　钱锺书《谈艺录》三七“放翁二痴事二官腔”有云：“放翁诗余所喜诵，而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才，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钱锺书此言似颇尖刻犀利，可能会引起部分崇拜陆游的读者反感，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披览陆诗全集的读者会心一笑。不管是全部泛读或部分细读这300首以上的“示儿”诗，读者肯定都会产生如钱锺书所说的审美疲劳，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陆游为何写作如此多的同类诗作？又为何全都保留于诗集而不作洗伐删削？

　　我们首先从《剑南诗稿》的版本问题入手考察，尝试回答这些疑问，并对陆游“示儿”诗创作分期略作分析。

　　《剑南诗稿》的版本主要有85卷本与87卷本两种系统：

　　85卷本最早由陆游长子子虡于嘉定十三年（1220）（陆游卒后十三年）编刻于江州。据子虡序跋所言，该集前20卷所收作品起绍兴十二年（1142）至淳熙十四年（1187），即陆游18岁至63岁间作品，乃陆游知严州时经门人郑师尹收集、陆游手定所刊《剑南诗稿》；该集21卷至60卷，所收为淳熙十五年（1188）至嘉泰三年（1203），即陆游64岁至79岁间诗作，乃陆游当时命子虡所编《剑南诗续稿》40卷，亦曾亲加校定；该集61卷至85卷，所收为嘉泰四年（1204）至嘉定二年（1209），即陆游80岁至85岁去世前的诗作。另有陆游严州编集时所删遗诗7卷，子虡别名为《遗稿》，今已散佚不存。

　　87卷本相传为陆游幼子子遹知严州时（宝庆二年至绍定二年，1226~1229）所编刻，前20卷所收与85卷本同，后67卷乃子遹所编。子遹所编序跋不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载“《剑南诗稿》二十卷、《续稿》六十七卷”，即此本。由于该本早不见传本，其与85卷本之异同已难辨明。亦有学者怀疑现传85卷本，或为子虡本与子遹本的综合本。

　　不论情况如何，子虡、子遹都对陆游淳熙十五年以后诗集的编纂产生了影响。我们从上文对陆游“示儿”诗的统计可以看到，其中与子虡、子遹诗尤多，似亦与他们曾先后编刻乃父诗集有一定的关联。陆游以“示儿”为题的诗作共157首，与子虡者25首，占比为16％，与子遹者66首，占比为42％，二者几占总数的六成。与中间五子者总共20首，占比仅12.7％：与次子子龙者3题4首，占比为2.5％；与三子子修者1首；与四子子坦者9首，占比为5.7％；与五子子约者未见；与六子子布者4题6首，占比为3.8％。而且陆游集中未见单独写给女儿的诗作。这种作品多寡不均的现象，颇不正常，故有学者认为陆游集中未见与五子子约之诗，乃因去世较早的缘故。其实，三子子修卒于绍定元年（1228）六月，乃在陆游去世后近二十年，而陆游集中所存与子修诗仅1首，可谓聊胜于无；五子子约卒于绍熙元年（1190），享年25岁，时陆游66岁奉祠居山阴，若说因子约早逝，陆游来不及为其作诗，这样解释感觉牵强，难以服人。只能说在陆游集编纂过程中，尽量多地保留了写给子虡、子遹的诗作，而对写给其他五子及女儿的诗作有不少删削或漏收。形成这样的结果，当与子虡、子遹曾先后编刻乃父诗集不无关系。

　　同时，也可能由于陆游对长子与幼子的偏爱，当年写给长子、幼子的诗本多于其他子女，造成了诗集所收或多或少、或有或无的差异。以人之常情而言，传统“父亲”往往重视严教长子而亲昵娇宠幼子。陆游或亦不能免俗，故于长子尤寄厚望，以诗为教，谆谆教诲；而幼子于膝前承欢最久，聪明伶俐，得以排解老年寂寞，又或因其母故，怜爱尤胜诸子。

　　其《示子虡》诗云：“好学承家夙所奇，蠹编残简共娱嬉。一婚倘毕吾无累，三釜虽微汝有期。聿弟元知是难弟，德儿稍长岂常儿。要令舟过三山者，弦诵常闻夜艾时。”（《剑南诗稿》卷四十八）此诗作于嘉泰元年（1201）秋，是年陆游77岁致仕居山阴。子虡54岁，“三釜”句，陆游自注云：“子虡明秋当赴句金。”指子虡次年将赴任金坛丞。六子子布28岁，“一婚”句，陆游自注云：“吾今年为一子自蜀归者聘妇，无复婚嫁之责。”此子即子布，在蜀中长大成人，是年春始从蜀地归山阴。聿弟，即子遹（子聿），24岁；德儿，即子虡之子元用，年方18岁。陆游七子，仕宦均由门荫恩典，而非由科举出身，且出仕亦晚，所任多为州县下僚，学问与诗文皆不甚显于时。对于陆游这样一个书香仕宦之家，祖、父及其本人皆以经学、文学享有盛名，而子弟出息不过如此，难怪被讥“儿实庸才”了。但陆游似乎完全不认为儿孙辈平庸，正如此诗所称誉“好学承家夙所奇”“聿弟元知是难弟，德儿稍长岂常儿”，都夸为奇才，对他们充满了希望，即使出仕做点小官，也为他们高兴，还特别叮嘱54岁的长子继续带领兄弟子侄挑灯夜读，不坠家风。从当代教育理念来看，陆游的家教是具有现代性的，大体是以表扬、鼓励为主。

　　陆游的军旅诗颇有英雄之气，但其“示儿”诗多表现出慈父慈母情怀。其《统分稻晚归二首》（《剑南诗稿》卷一），乃乾道三年（1167）作于山阴。陆游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由隆兴府通判罢归。诗题所称统，即子虡，时年20岁。诗云：“勤劳解堪忍，馀暇更吟哦。岁恶增吾困，家贫赖汝多。”“薄酒不自酌，夕阳须汝归。橘包霜后美，豆荚雨中肥。路远应加饭，天寒莫减衣。”怜子农事劳作艰辛，夸奖之，犒劳之，嘘寒问暖，怜爱之情溢于言表，一片慈母心肠，全无严父威风。

　　再看陆游写给幼子子遹（子聿）的诗。其《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待子聿未归》：“寒炉火半销，坏壁灯欲死。人行篱犬吠，月出林鹊起。吾儿信偶非长路，老子可怜煎百虑。人人父子与我同，立朝勿遣交河戍。”（《剑南诗稿》卷三十六）此诗庆元三年（1197）冬作于山阴，疑似同题二首。陆游时年73岁，子遹（子聿）20岁。前半首书写子遹偶因事入城，夜深未归，诗人灯下枯坐，倚门盼归；后半首书写诗人推己及人的情怀，由子遹偶然逾时未归，老父即心中悬悬，坐卧不宁，联想到如果是儿子们奔赴边塞作战，那天下的父亲又将经受什么样的煎熬，这样诗人一改往日主战的口吻，反而忠告在朝当政者勿轻易发动战争。看来对幼子的怜爱，成了陆游情感世界中最柔软的部分。

　　其《送十五郎适临安》诗云：“求禄亦常事，出门宁自由。苦留虽惜别，细话却生愁。雨急投村市，钟残过寺楼。只应今夕梦，先汝到江头。”（《剑南诗稿》卷六十二）此诗开禧元年（1205）夏作于山阴。十五郎，即子遹。陆游82岁，子遹28岁。是年秋子遹以父致仕恩荫补官，将往临安赴铨试，陆游作此为小儿送行。首联作家常语，安慰儿子亦是安慰自己，表现出亦喜亦悲、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颔联，“苦留”终一别，“细话”难解愁，“苦留”“细话”更生出许多不忍离别的痛苦。颈联，画出行旅景况，或兼设想别后景况。尾联，发愿与儿梦魂相随，似欲效倩女离魂，颇堪发噱；但若能体谅老父风烛之年舐犊之爱，为人子者亦当复泪下。

　　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二十一谓陆游：“晚年高卧笠泽，学士大夫争慕之。会韩侂胄颛政，方修南园，欲得务观为之记，峻擢史职，趣召赴阙。务观耻于附韩，初不欲出，一日有妾抱其子来前曰：‘独不为此小官人地耶？’务观为之动，竟为侂胄作记，由是失节，清议非之。”所载陆游因幼子而失节事，或取自传闻而局部夸张失实。陆游因权臣韩侂胄推重，于嘉泰二年（1202），为朝廷破例起用任史官，次年史成，即以太中大夫充宝谟阁待制致仕。此间与权臣韩侂胄有所交往，常为人诟病。其实，嘉泰元年，幼子子遹已24岁，并非能为妾所抱来的“小官人”。除子遹之外，陆游并没有其他尚在怀抱的“幼子”。子遹生于淳熙五年（1178），是年陆游54岁，春奉召离蜀。其生母或为陆游在蜀所娶妾杨氏，即为传闻中抱子前来求情之妾的原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有云：“及韩氏用事，游既挂冠久矣，有幼子泽不逮，为侂胄作《南园记》，起为大蓬。”此当为言陆游因幼子而失节的较原始的版本。所谓“幼子泽不逮”，即谓幼子子遹虽已成年，但无恩荫获得一官半职。而上引《送十五郎适临安》诗，似乎正说明后来子遹享受到了以父致仕恩荫补官的恩泽。不过，若将陆游晚年破例重出担任史官，解读为陆游因幼子仕途而不惜牺牲一世清名，不是出于对陆游的误解、猜疑，就是有意对陆游进行的诬蔑、羞辱。陆游晚年重出，与辛弃疾颇为相似，皆因受了韩侂胄北伐的蛊惑，并非为了幼子的一官半职而自毁名节。

　　关于陆游“示儿”诗创作分期，我们可以淳熙十四年（1187）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今本《剑南诗稿》前20卷考之，自19卷《戊申元日》以后即为淳熙十五年（1188）之作，20卷则收淳熙十五、十六两年的部分作品，实与子虡原序跋所称淳熙十四年（1187）以前之作编为20卷有异，可证今所传85卷本已非子虡原本。而以19卷《戊申元日》以前考之，共收与子虡诗3首，与子遹诗5首。当时诸子皆未出仕，五子子约亦健在，但未见收录单独与他们的诗作。而子遹不过10岁，对其偏爱较为明显。不过，在淳熙十四年前的2535首诗作中，陆游的爱子之情尚未泛滥，即便作较宽泛的统计，其中的“示儿”诗大约有35首左右，数量并不算多，而精彩之作不少。

　　从绍熙二年以后陆游每年的诗作多在200首以上，尤其是最后的十年每年的创作数量多在400首以上，尤其是嘉定元年达到599首。陆游大量的“示儿”诗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数量丰富，精粗并存。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与陆游晚年诗学思想变化有关。他晚年主张“诗到无人爱处工”“并从前求工见好之意亦尽消除”，部分作品“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但亦有部分作品乃率尔而作，诗意淡薄。其二，陆游越到晚年愈感精神孤独，其舐犊之情随年寿愈高而愈强烈，故多数“示儿”诗情感真挚，表现的父爱极为浓烈，但又因子孙众多，生活圈子又较狭小、固定，诗题既严重重复，诗意亦因年高而才情减退，容易自我重复，难以自我超越。其三，其晚年创作作品太多，而子虡、子遹编集时，或不忍大加删削，故与子虡、子遹有关作品，保留尤多。

　　陆游《跋詹仲信所藏诗稿》尝云：“予平生作诗至多，有初自以为可，他日取视，义味殊短，亦有初不满意，熟观乃稍有可喜处，要是去古人远尔。”（《渭南文集》卷三十一）可知诗作之得失品鉴之不易，作者自评其作，亦前后颇有变化出入，何况其后人学养、识见、才情远不及乃父，岂敢恣意取裁，能深获作者之心。总体而言，陆游“示儿”诗数量丰富，富有情味，不乏名篇佳句，其艺术表现特色正如钱基博所称：“因事见道，称心而出，振笔以书；而不以饾饤成语，融裁古人为功。”我们不必因其部分作品粗率或存诗句、诗意重复现象，而否定其艺术总体成就。其中蕴涵丰富的“诗教”资源，对当代传承古典诗教，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8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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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于成龙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

　　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

　　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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