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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代方式“激活”经典******

　　作者：王润

　　新年伊始，“首届央华·保利剧场戏剧节”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幕。此次戏剧节开幕大戏，是连续两天下午和晚上先后演出的连台戏《雷雨》和《雷雨·后》。前者是曹禺先生经典之作，后者则是曹禺之女万方的作品，二者都由法国戏剧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执导。由于此次埃里克未能来华，所以央华戏剧艺术总监王可然与导演张瑞共同复排了两部作品。连台戏《雷雨》和《雷雨·后》的上演，既是两代人、两个时代的传承与对话，也是不同国度文化之间的阐释与交流。

　　《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里程碑式的经典杰作，被不断搬上舞台和荧屏，但也曾出现过演出时引起当代观众不合时宜的哄笑现象。这让人不由得深思：经典在今天应该如何呈现，才能让当代人产生心灵共鸣？曹禺女儿万方和央华戏剧，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共同给出了回答。这也正是连台戏《雷雨》《雷雨·后》上演的意义所在，它让人们看到了更深远、更广阔也更隐秘之处，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雷雨》原著有序幕和尾声，而众多演出几乎都将其删去，这让曹禺曾感慨这种删减影响了剧本想展现的“审美的距离”。而万方的《雷雨·后》正是以序幕和尾声的年代作为起点，从剧中人物的老年开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雷雨》的故事过去几十年后，死了的早已死去，活着的度过了漫漫人生，这时候，岁月和时间赋予了《雷雨》另一副面目。复杂的人性、无常的人生，一切经过时间的海浪日复一日地冲刷和洗涤之后，露出更深的一层，那些埋藏很深的真相显露了出来。经历过巨大悲剧的周朴园、蘩漪和鲁侍萍如何面对往事与彼此？而周萍、四凤、周冲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又会怎样在他们的记忆中闪现？万方在《雷雨·后》中大胆想象，打破了传统“三一律”的结构，用诗化的舞台语言，创造出了具有当代性的散文式结构，其中既蕴含了她对父亲及其笔下人物的深刻情感，更凝聚着她对人生、对情感、对命运的态度与思考。

　　《雷雨·后》在演出前激发了很多观众的好奇心，演出后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大家都觉得，既然曹禺女儿可以如此自由、勇敢、大胆、创新地去对待父亲的经典之作，我们为何不能有更多的创作勇气和思考空间呢？

　　万方绝非需要“沾父亲的光”，但始终保持开放心态的她，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激活”经典，传承并发展父亲在时代变迁中观察人生、体察人性的戏剧高度。和万方有着相同戏剧理念的王可然，一直致力于让中国戏剧具有更强的当代性，他极为赞赏万方的创作，并在西方戏剧界最终选中了法国大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

　　面对《雷雨》和《雷雨·后》，埃里克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在《雷雨》中看到了多层的戏剧力量，其中既有欲望和绝望，爱和死亡；还有女性在男权体制下对自由的渴望，以及父子之间的冲突；同时还有贫富与阶层问题，这是古今中外都关注的问题。同时他认为《雷雨·后》的写作很当代，也是非常棒的剧本。为此，他给出的舞台诠释也是既有扎实的经典戏剧力量，又有超越时空的当代感。观众们看到的不只是上世纪一个中国封建传统家庭的故事，而是一个在全球化语境下探讨人类命运和洞察人性的艺术经典。记者 方非摄

徐怀中：作品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⑯】

　　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

　　93岁的徐怀中，头发花白，眉目慈祥，体态雍容。这位从炮火中走出来的战士，经历过大时代淬炼与锻造的作家，晚年生活显得波澜不惊。一生的行走、惊险的阅历、写作的感悟、赤诚的情怀，全部熔铸于岁月沉淀后的悠淡从容。

徐怀中 光明日报记者王倩摄/光明图片

　　冬日的一个下午，徐怀中再次聊起他的人生过往，那些烽火年月、那些文学情缘、那些故人旧事，在记忆深处涓涓而出。这一刻，时光仿佛被拉得无限绵长。

　　徐怀中喜欢“慢生活”。闲暇之时，他常常读古代文化典籍，还有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有时还会抄写古代哲人的语录，反复阅读品咂，沉浸在某种理性幻境之中不能自拔。

　　生活慢，写作亦慢。他曾把写作称为一种爬行，“两只手扣在泥土上，一步一步向前。回头来看大地上留下过我的两行手模足印，就很满足了”。因为“慢”的速度，徐怀中近70年的创作生涯，发表作品不足百万字；但也正因为“慢”的严谨、“慢”的精益求精，有时甚至是“慢”到自我折磨，使他的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独占鳌头。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便惊艳文坛。20世纪50年代，20多岁的徐怀中，作为工兵部队的连队指导员，赴西藏修建康藏公路。那时，他边工作边搜集素材，足足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我们播种爱情》。

　　小说冠以“爱情”的标题，写了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但徐怀中没有刻意渲染爱情，而是在更高的立意上，将“爱情”升华重构，表现了西藏建设者对祖国大写的爱、深沉的情。他的作品在舒缓中裂变、幽默中剥离、平静中奔突，让现实主义创作焕然一新。

　　1956年，小说在《解放军文艺》刊发后，受到文学界极大关注。著名作家叶圣陶看到就被吸引住了，“有空工夫就继续看，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他专门写了长篇书评《读“我们播种爱情”》，发表在1960年2月6日《光明日报》上，“《我们播种爱情》是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必然会得到读者界一致的承认”。小说还被翻译成英文、俄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虽说慢工出细活，但出细出新谈何容易！

　　徐怀中深谙“慢”和“新”的辩证法。

　　在创作中，徐怀中尽力摆脱那些有形无形的思想禁锢，清除残留的概念化、公式化影响，实现弃旧图新轻装上阵。“其实也没新到哪里去，只不过是回归到小说创作所固有的艺术规律上来。一条河断流了干涸了，只有溯源而上，回到源头，才能找到活命之水。”徐怀中说。

　　以独特的美的发现观照战斗岁月，以清新俊朗的审美风格、内外兼修的文化素养滋养军旅文学创作，渐渐成为他创作的独特标识。他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被誉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换代之作”，获得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纪实文学《底色》被称为“感人肺腑的生命之书”，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2019年，徐怀中再次获奖——长篇小说《牵风记》以对革命战争的全新讲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他也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长的获奖者。

　　聊到《牵风记》，徐怀中的话匣子立刻打开了。《牵风记》只写了一个旅长、旅长的警卫员、旅长的参谋和一匹马的故事。战争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隐没了，“小船拨转头来，驶入了亦真亦幻的另一重天地”。

　　早在1962年，徐怀中便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了20多万字。但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他又亲手烧毁了书稿。随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这一段经历，是徐怀中写作生涯中至为珍贵的一个题材。怎能说放下就放下呢？他暗自发誓，不弄到完全满意的地步，宁可窝在手里，也不拿出去。“到了晚年，我想我该放开手脚，来完成我生命中最后的一次搏击。”

　　2014年，经过一个寂寞而又漫长的准备阶段，徐怀中着手打磨长篇小说《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徐怀中只准备了一个塑料硬皮小本子。一个生活小细节，一句有意味的话，他都会随手记下来，“我希望凭借自己多年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

　　那时，他白天写两三个小时，身体不舒服或者头晕，就停下来。“写到哪儿算哪儿，就算最后写不完，对我来说，它也已经完成了”。薄薄10多万字的一本书，写了将近5年。

　　《牵风记》的问世，为军旅文学刮来一阵新风。茅盾文学奖颁奖词如此评价：“徐怀中以超拔的浪漫主义激情，在雄奇壮阔的革命战争背景下，深情讴歌山川大地上生命的高贵、勇毅、纯真与飞扬，对人与战争、人与自然、人的超越与升华等文学的基本主题展开了新的诠释。金戈铁马与诗书礼乐交相辉映，举重若轻而气势恢宏。”

　　“上天看我步入90多岁了，还在扒着文学创作的碗边不肯松手，给我一个小小的奖赏。”徐怀中自谦的语气中带着遗憾。在他看来，小说并未达到自己的写作初衷：“我理想的《牵风记》应该是古琴的空弦音，如铜钟一样浑厚悠远，弹奏者技艺指法应该是炉火纯青的。这个要求我远未达到。”

　　对徐怀中生活与创作的反差，著名评论家雷达生前的评价切中肯綮：生活中的徐怀中，敦厚、随和、节制，并不锋芒毕露；艺术领域的徐怀中就不同了，他的血管里流着冒险者的血，固执而自信，绝不轻易放弃他领悟的艺术法则。

　　回望徐怀中的创作，塑造的军人形象是最多的。《底色》中直面炮火的硬汉军人、《阿哥老田》里帮助苦聪寨走向文明的军人、《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在后勤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军人……徐怀中崇敬英雄，也爱写英雄，喜欢塑造有烟火气的英雄形象：“我们生活在英雄辈出的时代，为什么不多去描写英雄？”

　　对于文学创作，他认为作家应有敬畏之心，作品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写一部作品，有点像书法，那要看你的手感如何了。你是否真的触摸到了她的肌肤，触摸到了她的体温，她的脉动。一块璞玉，最要紧的是能否唤醒她的魂魄。达到这个要求，留下一些残缺瑕疵，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段时间，徐怀中稍有精神就捧着书看。他正重温《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中，那个勇敢的少年，那些传奇的遭际，那种执着的坚守，常常令他发出感慨，赞叹文学经典的魅力。

　　傍晚时分，夕阳西斜，透过窗子，洒进一片金黄。徐怀中依偎在阳光中，这，不正是一位守望者吗？！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8日 01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